篇一：文学与时代
张铭锐
饥寒的年代里，诗意是温饱；温饱的年代里，诗意是文明；离乱的年代里，诗意是安定；安定的年代里，诗意是繁荣。经历了岁月的苍楚与落寞、尘世的燕莺与美华，再来细数那些伟大之作，或许你会发现：所谓灵感，不过是星光乍闪的一瞬；而“美”，却是对编年的废除，是与时间的对抗——诗意，没有“幸”与“不幸”，一切都无关岁月，一切都是心上留痕。
我们应当肯定的是，创作一定与时代有关，与诗人所处的背景有关。没有世人的误解，屈子便不会有汨罗江上的绝唱；没有世道的荒诞，嵇康便不会有竹林深处的肆纵；没有心灵的蒙蔽，鲁迅便不会有“日暮里”的弃医从文；没有前路的怅惘，余华便不会在“十八岁”来一场“出门远游”的奇遇……文学视角放之时代，文艺审美源于生活，有了时代与生活，文艺才有所附丽。
我们更应看到的是，文艺源于生活，却又高于生活。伏尔泰将河边的飞鸟收成一部集，克里玛将布格拉之精神汇成一条溪，周国平将儒释道之哲思拧成一股绳，昆德拉将生命难以承受的重物化与一片羽……诗人以他们细微的触脚探寻生活至细密处的无奈与快乐，感叹生命的无常与相似，创造出经久不衰的作品。列夫·托尔斯泰曾言：“富人的幸福常常相似，穷人却有各自的不幸”。而伟大的作品，却是体察到了富人与穷人所共有的”幸”与“不幸”，不仅是物质上的贫与富，还有精神上的贫与富。而文艺作品会跨越贫富、超越时间，因而诗意才无所谓“幸”与“不幸”，“幸”与“不幸”皆成伟大。诗意如珍珠，一颗串联着一颗，连古今，串未来，莹莹光无尽。
对于读者来说，读一部作品应当联系其所处的时代，而读者又何尝不是自己人生的作者呢？对于作者来说，写一部作品应当联系自己的经历，而作者亦也未曾不是所处时代的读者。作者、读者；人生、时代，我们在这个两个二元主客观视角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，做出自己的选择，而唯一贯穿其中的便是诗意。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”，诗意装饰了你我的窗，你我装饰了诗意的梦。诗意成为个人对自己的关心、对他人的留意、对人生的瞻俯、对时代的观察、对社会的审视、对自然的敬畏……诗意的含盖无边无际，甚至超越了时间，无关岁月。
在诗意的世界里，白昼之光，可知夜色之深；沧海之浪，可答苍天之问；哒哒马蹄，可等美丽错误；幽幽雨巷，可嗅丁香惆怅。读者之行，可知作者之思；因而时代之盛衰，只是行脚的一部分，无关诗人之幸悲。
人世充满劳绩，而文艺让不同时代的人同样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土地。或是阳和启蛰，或是兔缺乌沉，生命或许会因时代的兴衰而左右，而当岁月失语时，才会感到“无常”的力量，才会懂得：生命，其实到最后总能成诗。
篇二：文学与时代
毛芸涵
清代学者赵翼曾言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诗便工”，自古以来，人们便一直相信“患难出诗人”。只有动荡的社会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。
诚然，回望历史，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：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在烽火狼烟中并起，先贤屈原在国之将亡时慷慨悲歌，诗圣杜甫在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中用如椽大笔写下沧柔史诗……
这些先贤的作品固然对后世意义重大。然而，当我们铺开历史的长卷，向更深处探寻，就会发现，在那些“乱离人不及太平犬”的动乱年代，更多的文人终究因为战乱，在饥贫交困之中无暇收容自己的文思，让喷涌的才情被战火吞没；仅剩不多的文人们仍需竭力在流离与文思中寻求平衡，费力地找寻创作的时间却又忧心着明天以何度日。
试想，如果杜甫一生中少一些跋山涉水，求亲求人，满分作文网www.ZuoWenWang.net少一些柴米油盐之忧，世上也许会多一个洞观历史的哲人，而不是一个夙夜忧叹的老翁；如果李清照未历南下逃亡的艰辛颠沛，行囊散乱，世上也许会多一个兼为才女与金石大家的女中豪杰，而不是一个日日倚栏忧思的落寞老妇……如果园家能给他们一方平静的书案，一个安定的环境、富足的生话，让他们不必为吃喝发愁，不必为性命担状，那么，更多的文人才能放心地把精力集中于文学，创造更多的传世之作。
由此可见，我们需要的文学不是乱世之中饱经风雨摧折的一枝孤芳，而是盛世之下阳光灿烂中的春意满园。
繁荣的国家，强大的国力，让文艺创作者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笔下文章自然更丰富。王蒙见证了祖国一路强盛，才写下《看春万岁》这热情赞歌；阿来受文化多样化启发，钻研民族文化，才写下《格萨尔王传》这辉宏史诗……
宽松的氛围，向上的环境，让文艺创作者在相互碰撞中获得灵感，写出心之所向。孟京辉融汇古今中外，终成《恋爱的犀牛》等登峰造极之作；谢晋反思过往，勾勒出《牧马人》中一代知识分子的蝶变与成长……
而盛世作品之功不只在实现作者个体价值，亦在造福后世：读乱世文章，徒使人伤心；读盛世文章，却能从中汲取自信力量，继续前行。
世异时移，在国家昌盛的今天，我们更需要扎根新时代的沃土，汲取自信养分，绽放文化的繁花。
篇三：文学与时代
叶景怡
坊间常流传一句话：“国家不幸诗家幸。”
乍想似乎颇有道理，乱世名篇俯拾皆是：郁郁不得志的屈子披发行吟于汨罗江畔，悲歌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；身处异国他乡的后主李煜回首故国无限江山，泪洒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；挑灯看剑的辛弃疾在颠簸动荡的南宋王朝望断长空，立誓“道男儿，到死心如铁。看试手，补天裂”……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到杜子美的“三吏三别”，从群雄并起的《三国演义》到字字泣血的《红楼梦》……不幸的社会似乎孕育出不少名篇大作，厚重而深沉。
然而值得我们探讨与思考的，是这些伟大作品究竟为何而动人。难道仅仅是因为其描写的身世之惨、民生之困、家国之悲吗？毋庸置疑，真正打动我们的是诗人的深情，是作品深沉的内核，而非浮于表面的“不幸”之表象。倘若失去了发自肺腑的人文关怀和真正有价值的深刻思索，纯粹“卖惨”的乱世之作岂能称得上伟大？
因此，所谓诗家之幸，更本质的追溯在于创作者的胸襟与情怀，在于作品的格局与境界，在于用一颗伟大诗心与时代共鸣。
诗文，不拘于时势。
伟大的灵魂、伟大的人民，就如同永远不灭的焰火，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发光发热，为后世创造灿若繁星的伟大精神财富。动荡的时势或悲惨的个人经历，或许可以从客观上助推一位诗人的心智之成熟，使其能与民生疾苦更为感同身受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苦难就是不幸，于诗人于时代亦于文艺创作。家国兴衰是诗人无法选择的，值得被歌颂的不应是时势的幸或不幸，而是一位文艺创作者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，都能心中装有人民、肩头扛起责任、笔下书写乾坤。我们也许无法改变时局与境遇，但一定可以修炼胸襟、情怀与生命状态。诗家幸否，从来不由时势决定，而由伟大的人民自己掌握在手中。
伟大，不囿于不幸。
伟大，可以有很多种诠释。用国家不幸来定义诗家之幸，不仅扭曲了时代苦难的意义，更拘役了“伟大”的含义。伟大的作品，不应只是悲痛的沉吟或控诉，也不应只包含人间苦难。在盛唐的恢宏气象下，谁能说太白“平明拂剑朝天去，薄暮垂鞭醉酒归”的豪情与风骨不是天地间一笔浓墨重彩？谁又能说王维“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”的酣畅淋漓不是时代的巨浪里一种澎湃的少年朝气？而在当今富强繁荣的新中国，“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”的昂扬与奋进是一种伟大，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”的繁盛与开放也是一种伟大，“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”的坚定与自信更是一种伟大。文学艺术，是人民丰富生活的滋养，是时代多元风貌的展现，是可以流传万世的民族情怀与生命关怀的最佳载体，需要博大的胸怀与气魄，不止于一派，不拘于一格。
千年岁月中，时势盛衰如昼夜更替。诗人们向明月学会了沉静、淡泊、是非坎坷；向太阳学会了进取、奋发、花团锦簇……他们品味着时光的承转流变，见证着命运的悲欢离合。而流露在诗人的眉宇之间，沉润在诗人的心境之中的，恰是那最为深沉而动人的诗意。
诗家之幸，关乎胸襟，关乎情怀，关乎对自我和时代的剖析，关乎对芸芸众生的关怀，关乎对灵魂深处的触动，关乎那一颗永远跳动的蓬勃诗心。
而时势幸否，又何需纠结？
篇四：文学与时代
代玉晴
推开历史的城门，阅遍古往今来，在岁月的长流中，朝代的更迭，一兴一荣，一衰一败都如尘埃般埋进了时光中。历史像黑白影片，而引人注目的却是那一首首诗词歌谣。
有人言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”，也有人反驳“国家繁盛诗人幸”。尽管如今杜甫的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能从我们的嘴边脱口而出，但我却未曾能看出诗人内心的喜悦。
诗家属于国家，就如黑夜中的点点繁星，它们也只是浩大天空中的一部分。没有国家便没有诗家，国是诗家的依托，不仅仅是躯体的载体，更是精神的归属地。
因此，国家幸，百姓安，方有诗家之繁盛。
定义诗歌的繁盛不能过于狭小。一首诗歌并不一定是歌颂祖国或对朝代的堪忧才称为佳作。而是一首首富含感情的诗歌更能打动人心。
我们为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这份李白与汪伦的至美友情而感动；我们为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这份美丽清新的自然之景而动容；我们也为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这份无畏勇敢而被激励……
饱含感情，往往能引起更多的共鸣，甚至让人身临其境，达到与诗人共情的境界。而诗家之繁盛也一定要富有多种类型的诗歌，情感也自然更加丰富。
而往往国家处于衰败中，诗家眼中往往多是萧败、落木、前尘旧事，诗歌的基调往往也就更哀伤。对于盛世国家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过着“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的清静生活，才会有更多心思来种良田美池桑竹之属，畅饮美酒，以及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的各种丰富情感的活动。
正如大唐盛世，人们安居乐业，诗家百花齐放，竞相争艳，各有各的风骚，最终产生如此多的优秀诗人和伟大的作品。
天空中闪着光芒的每一颗星星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聚集在一块的星星终不能燃亮整个黑夜，真正的灿烂是在夜空中的每一片角落，都有星星的存在。
这也正如每一首诗歌，当具有自己的特色后，在繁荣的时代中，仍能照亮一片角落，当每一片角落都被照亮后，这便呈现出了盛世的模样。
国幸，民安，诗家繁。
篇五：文学与时代
金陈睿琳
众人争辩着国繁诗繁和国衰诗衰，却忘了赵翼还说过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历朝历代的优秀诗作正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。当诗人的襟怀和眼界已经足够纵览江山，时代之盛衰，又有何妨？
无论盛衰，时代已给诗人以重任，成为诗人书写的动力。
国有盛衰，个人际遇亦有穷达，不同诗人有不同的时代使命，这份责任却同样沉重。诗人，总以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一腔抱负，接下时代的铁函。诗人只有一支笔，却站成万夫莫开之气势：在盛世，激流勇退，韩愈谏迎佛骨，“若其父名仁，其子不为人乎”石破天惊；在乱世，身先士卒，辛弃疾自名稼轩，问谷稻，忧苍生，也从不吝提刀上马定河山，以笔为剑挽狂澜。
无论盛衰，时代已给诗人以窥豹之管，凿出诗文诗情的源泉。
诗人的创作永远带着时代的烙印，也永远承载着时代的意义。诗人，总以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写”的现实关照，用诗歌重现织就时代的一针一线。他们对时代的认识，远超后人苍白的盛衰二字。诗人对时代有全身心的投入与感悟，其诗文，自然能穿破繁芜表象，直刺永恒的人性主题。繁华的浮沫被抹去，断壁残垣被重筑，唯人性之光永远闪烁。君不见，白居易沉吟“家田输税尽，拾此充饥肠”，盛唐锦绣的蛀洞被打上一道历史的追光；君不见，羲之挥毫，嵇康纵笔，魏晋动荡中有名士风流。
无论盛衰，时代已给诗人以思接千载之泽被，传继先哲不朽的诗魂。
诗人离不开栖居的时代，却不绝不是时代的囚徒。他们的灵魂，在怀仰古迹、追慕先贤、以史为鉴中完成超拔，从此如月照中天，俯瞰此间山水，思接千秋万代。其眼界的广阔，又岂在一朝一夕？陈子昂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，范公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与古仁人之心相接相契，而今人如你我，亦可探明此中幽深曲折，一声叹息，贯穿古今。
这声贯穿古今的叹息已向我们昭示：诗歌之韵，源于对时代的反映，更源于对时代的超越；诗人之用，在为现实而书写，更在超越现实的暂时性去创造永恒。我们争论一朝一代的楼起楼塌，怀念八方来朝丝竹之音不绝的荣耀，哀叹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动荡，却忘了看——李白们，带着盛唐所予的“遍干诸侯”而不得，刘禹锡们，守着陋室一间、素琴一张，执笔走进了历史的更深处。
诗人是时代盛衰的亲历者，更是叙述者与缔造者。而其与时代更深层次的互动，就在这份枯山残水和锦绣山河皆被沉凝作画、淌出千年弦诵的博大。
篇六：文学与时代
李若萱
自“挑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的富有现实浪漫的诗篇到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式的瑰丽壮美再到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的澎湃豪情，诗跨越了千年光阴，仍旧美丽绚烂。诗歌之所以辉煌，不独受时局影响，最根本的还在于它能于思想激荡中擦出火花。
诗的精彩在于其对变幻莫测的现实的反映。时代是诗创作的背景条件，离开了时代，一切的创作都是纸上谈兵。
《诗三百》作为诗祖诞生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期，其间所载的歌调无一不是对贵族、平民生活的最真实的反映；诗圣杜甫一生宦海沉浮，四处奔波，目睹了国家之艰，民生之苦，方有“三吏”“三别"的不朽之作。而李白恰好见证了唐的鼎盛，少年时游历四方，又体验了朱门酒肉的奢靡高贵，写下的自是如“玉盘珍羞”一般的奢华。是时代成就了诗，因为乱，诗便笼罩在沉重、压抑的阴云之下；因为盛，诗便欢喜地笼上轻纱，飞翔于九天。士子们用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现世责任描摹出不同时代的历史画卷。
时代影响的是诗的独特风格，而能够让诗传承千年不衰竭的原因，正是诗人思想的激鸣。诚然，乱世使诗人发出低沉的悲鸣，而盛世装点了诗人的浮华梦。但于诗人而言，悲喜之情并不对立。生逢乱世，虽有”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的迷惘失意，却不意味着没有“青鸟殷勤为探看”的绻恋情思：生逢盛世，即使生活可以如“闲来垂钓碧溪上，忽复乘舟梦日边”一般安逸，却仍不乏“行路难！行路难！多歧路，今安在？”的茫然无措和仕途坎坷。不论身处何种时代，诗人的情感总是激荡的，正是在这激荡中思想才得以不断成长，诗作才变得越发耀人，永垂不朽。
没有一篇好的文章是一蹴而就的，文化的发展总会经历一个自发向自觉的阶段。在时局的变动与统一中，在文明的交流与冲突中，在思想的斗争马反复中，擦出一簇簇火花。
因此，非家国之幸与不幸成就了诗与诗人，而是诗人在这变化中把握了时代脉搏，产生了思想共鸣，从而创作出优秀的诗。思想的火花一旦产生，便以将以燎原之势照亮天地。